在起草过程中，有观点提出要将代表构成比例的要求转换为对资格条件的硬性规定。
段沁：《德国的州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及其启示》，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32]对于这样的预设，施米特表示了部分反对。
例如在合宪性审查实践中，需要探寻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这一国家目标所设定的具体宪法义务，以考察在义务教育阶段不采用汉语言作为教学语言之一的地方性法规是否合宪。此外，体系融贯地发展国家目标条款规范性，也意味着相应的宪法法益不具备通常的优先地位，国家目标条款的规范内涵须与其他可能发生冲突的条款进行调和。总体而言，回到禁止过度审查框架的合宪性考察在说理形式上是在查明公权力是否突破边界、侵害权利，但在说理内容上则主要在考量其是否充分地履行客观诫命、达致国家目标。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5期。[3]参见栗战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22年3月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载《光明日报》2022年3月15日，第1版。
未来自由的主体既可能是目前尚在世者，更可以是未出生的后代，宪法法院超越个案要求立法者必须将目光投向深邃的未来，为其在可思维的向度上设定了一种总体规则范畴。有些则具备解释性的可利用性，即法律适用机关可通过法律的不确定概念及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在执行法律时将实质宪法的要求纳入权衡视野，以此实现宪法规范的实在化。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宪法根据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不是外在于宪法的制度设计，也不是纯粹在实践中摸索形成的惯例守则，而是有着明确的宪法依据。但从法律程序完整的角度来看，纪委向同级党委报告工作是履行党章的规定，与作为一个专责监督机关的监委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的法律程序是完全不一样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自我监督是世界性难题，是国家治理的哥德巴赫猜想。例如，从党内法规体系来看，党的监督保障法规体系是党的领导下党内法规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党的领导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所以党内监督并不游离于宪法之外。
同时，监察机关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在具体工作中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
三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反映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中国宪法特征。第三章第八节规定了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权。这种专门的监督权体现在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两个机关，是宪法变迁的产物。宪法的核心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既要做到监督零容忍，也要使党和国家监督的措施、程序、方式在人权保障、正当程序的基础上行稳致远。
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符合这一规律要求。例如，在案件移送程序中，《监察法》规定了监察机关认为不起诉的决定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议，但并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监察委员会做出的不予移送司法程序的决定进行监督。这意味着依规治党的依据也在于依宪治党，即以宪法为依据来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按照宪法的精神制定具体的党内法规。一、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宪法意义一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体现了中国宪法的国家权力配置与监督理论。
德国基本法从第20条开始规定了国家机构及其权力配置。现代宪法兼具建立和规范国家权力的功能。
这并不完全符合国家机关互相制约的关系，而更多是一种单向制约。八二宪法将监察权力明确为行政权的一部分，监察范围限于行政机关内部，而非人民监察委员会的广泛监督。
2018年宪法修改之后，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构成了一个二元配合体制，一个是针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做到监督全覆盖，另一个是针对涉嫌职务犯罪的活动进行司法处置，形成了一体推进、互相配合的工作格局。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完善符合和反映了这一特征，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离不开监督。例如，《监察法》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向同级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而不向大会作报告。民主集中制原理要求全部国家机关都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既保证了国家机构的民主基础，又有效促进了国家治理，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运行闭环，从而避免了权力之间互相掣肘、互相拆台的现象，避免了美国学者福山概括的政治的溃败与治理赤字。二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揭示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为根基的国家权力监督体制。又如，司法监督来源于现行宪法第三章第八节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
监察委员会最早被写入宪法性法律是在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党的监督体系里，不论是各级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纪委的监督专责，还是基层党组织、党员的监督责任，都在宪法所划定的框架范围内活动，都要尊重现行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对政党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为指导，形成了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审计监督、统计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监督体系。监督是一项独立的职能与专门的权力，而非在西方体制中监督权由各机构共享、各机构互相监督。
宪法为不同类型的监督权提供了相应的规范依据：现行宪法第3条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人大监督提供依据。中国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配置不是横向分割的权力制约与对立，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功能的不同，分配决策、执行和监督三项权力。
首先，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例如，派驻监督如何保持中立性，在源头式监督、嵌入式监督、治理式监督中提出监察建议如何平衡专业分工等。一方面，现行宪法序言第13自然段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例如，民主监督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能来监督国家公权力和公职人员，其依据在于宪法序言规定的统一战线制度。
这体现了宪法在国家机关相互关系上对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有着明确的安排。根据这一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15条规定的监察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机关的公务员进行监察便不能解释为监察委员会有权对同级人大进行监督，应当理解为仅限于监督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履职情况，而非监督人大的立法、监督、任免、重大事项决定等活动。
由此可见，中国宪法是一个比较厚的宪法概念，而不是一个比较薄的宪法概念，规定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重视思想建党，重视政治世界观的力量，有自己的精神谱系，这个精神谱系的核心与精华反映到宪法中，就是宪法规定的指导思想
为方便论述，本节先整理有关中央层面的创制性决定，再整理有关地方层面的决定。[9]某项决定是创制性决定还是执行性决定，也存在一个判断余地问题。
1982年《宪法》公布生效后，1978年《宪法》随即失效，按理说所有的国家机构都应按照新宪法的规定而运行。不过，宪法和法律都没有规定这个任期不可以缩短，这就为地市合并留下了空间。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2页。1982年修改后的《地方组织法》第5条亦设有大致相同的规定。
漏洞填补本来是为了符合同等对待原则的要求，但法院分散化的漏洞填补反倒有违于这个原则的最初要求，[53]这不能不说带有悖论的性质。[19]例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大事记（1954—2014）》，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512页。
但也用于对宪法的解释，参见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页。[5]喻中：《关于人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的研究》，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1期。
[3]沈春耀在总结我国宪法实施的特点和经验时指出，对于宪法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要时，由有权机关根据宪法精神作出创制性安排。[49]宪法虽未明定全国人大有权解释宪法，但宪法既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则其当然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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